能源基金会孟琦，才婧婧，彭丽楠，辛嘉楠，邹骥[1]

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复杂背景下，中美元首实现旧金山会晤，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合作关系开创了新的积极局面，代表了两国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危机在内的诸多全球挑战亦从政治层面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中美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以下简称“中美气候声明”），作为中美关系的合作因素给人们增添了希望和信心。应当说，中美乃至中西政治关系对双方包括气候合作在内的各具体领域的合作具有基本的提供合作信任基础的决定性影响，而各个具体合作领域拓展的深度和广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积累信任资产、稳定和发展总体政治关系做出一定的贡献，总体关系和局部合作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互动关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双边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之时，双方依然可以发挥各自的智慧，克服困难，在气候合作领域将合作因素撬动出来。这说明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等紧迫危机和挑战时，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合作，不但必要，而且可能。这将对全球多边气候进程在国际政治领导力、科技研发能力、以规模经济降低减排成本、以强大制造业实现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投资等方面有望做出基础性的贡献。我们认为这些之所以可能发生，背后还是共同利益或利益均衡发挥了基本的决定作用。

能源基金会胸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必定需要全球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的信念，一直扮演中外合作交流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致力于推动中美双方在气候与能源领域的沟通合作，通过二轨对话促进地方省州、智库、学术机构和企业交流。当下中美气候合作面临新的局面，我们结合自身的工作，从过去的实践中提取了一些观察和思考，期待为中美进一步开展气候交流合作提供些微第一手材料的参考。

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中美和全球共同利益，气候合作需回归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内的传统核心利益不断展开激烈的博弈，表现在贸易争端、产业链供应链逆全球化、高端技术领域竞争甚至封锁制裁等方面，双方在重新定义相互定位与关系的互动中以及由此引致的信任赤字基础上，国家安全定义的解读和适用范围被大大提升和扩展，以至于双方对各自利益的定义、识别、评价和重点排序在很多方面远离了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双方与全球存在着更多共同利益基础和共享的愿景，双方正在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共识之一是，气候危机确实已经并将继续给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全面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烈度显著上升，洪涝、干旱、飓风、野火、热浪频仍，冰川融化、冻土松动，对农业生产、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海岸带管理、公共健康和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都构成了显著的干扰甚至威胁。中美两国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险暴露度高，都不能回避气候变化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其他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美两个大国也必然要从各自国情、地位和能力出发去展开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带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共识之二是，应对气候行动正在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新的增长动能，各国可从减缓气候变化、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具韧性的经济繁荣。2023年上半年中国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60%，对整体出口增长的贡献将近50%[2]。根据能源基金会的测算，“十四五”期间绿色低碳总投资潜力可达44.6万亿元，平均每年约为8.9万亿元，约占2022年社会总投资的15%。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芯片和科学法案》和《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美国将在2030年前向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5000亿美元，预计撬动超过数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对美国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支撑作用显著[3]。

今年9月G20峰会发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同意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即110亿千瓦的目标。中美近期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中明确支持上述目标，并“计划从现在到2030年在2020年水平上充分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发电替代，从而可预期电力行业排放在达峰后实现有意义的绝对减少”。这表明两国在能源转型“先立后破”转型战略中“先立”与“后破”逻辑关系及战略步骤问题上进一步扩大了共识，也意味着全球绿色产业将在中美引领下激发出新需求，创造更高规模的收益。

尽管已经有以上共识作为基础，但推动中美和全球气候合作也面临认知偏差和利益差别造成的决策挑战和新的不平衡、不稳定因素。这些决策挑战既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巨大时空尺度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效及现代国际治理体系中缺乏管理外部性的现实和充分的超主权因素，也来自绿色低碳技术、产业与市场发展中跨国比较优势消长带来全球竞争力版图的巨变。当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产业发展（如太阳能、电池、电动车等）新的贸易和投资利益格局出现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分配的纷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并加持以泛国家安全概念阻碍投资和技术的合作。这些都会延缓中美和全球气候合作的进程。因此中美需在气候领域回归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进一步寻找利益共同点，妥善解决分歧点，以创造合作新领域推进全球和两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二、应明确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以合作为主基调，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繁荣 

“中美气候声明”为中美气候合作提出了具体的领域和方向，我们有理由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未来充满期待。

一是中美气候合作应与时俱进迈入务实合作新阶段，即要有创新思维，超越过往单向施压追求提升中国减排目标、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博弈，在议程设置上更多转向低碳转型技术、产业和政策实践的经验共享与行动协调，探索通过优势互补和投资经贸互通在两国和全球加速最低成本的转型，并以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之道去协调两国之间和全球范围转型中的利益均衡。中美两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领头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研发能力和创新体系，特别有强大数字信息科技创新体系和数字科技产业，和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先进的市场经验。中国除了近年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等制造等方面也形成显著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之外，还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借助科技产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降低节能减排、减污降碳的成本。如果美国的研发优势和中国的制造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结合起来，将产生极大的互补效益，有利于增强美国研发的现金回流从而支持其技术持续研发迭代，而中国也从制造和市场应用中有机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些都已经被过去20多年发展与合作的历史所证明。全球也因此可以通过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普遍降低减排成本，进而有望加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展望未来，美国设定的2035年实现净零排放发电目标也要极大依赖风光发电的发展。双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形成了诸多潜在的互补，即中国强大的风光设备产业和制造能力，中美各自市场潜在的巨大需求，以及美国在智能、材料等方面的高端研发能力。一旦将这些互补的优势要素组合起来，疏通合作的障碍和堵点，中美在绿色产业开展技术联合研发、减少贸易壁垒、鼓励相互投资，在产业政策与标准上进行交流和协调，将极大降低减排成本，加速全球范围和两个大国的能源转型，实现双方乃至全球气候减缓、产业和经济绿色发展的共赢。

二是扩大参与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和其他相关方积极参与合作”。近年能源基金会支持的多场中美二轨交流活动中，参与其中的中美双方省州政府、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展示了在地方能源转型、新型城市化规划和建设、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协同等方面相互学习、紧密合作的迫切愿望。这些相关方既是助推器也是缓冲带，能够为中美气候合作提供强大的支持和更广阔的合作渠道，也是减少误解、增进了解、客观感知对方的有效渠道。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美关系是基石。双方需要用智慧进一步管控分歧，维持中美政治互信基础，保持最起码的信任水平，维护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通道。双方应立足于全人类福祉，让气候合作回归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干扰，同时也要为维护地缘政治关系的稳定积极做出贡献。

我们期待双方能够在旧金山元首会晤共识和“中美气候声明”的基础上，在复杂不定的形势下抓住历史机遇与合作的时间窗口，只争朝夕，抓紧谋划和启动政府之间工作组的工作，鼓励并带动政府与民间、民间与民间的交流合作，将绿色发展收益惠及全球，恢复各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共同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