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灵艳，傅莎

自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以来，陆续推出了“1+N”政策体系，制定了关于推进“双碳”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方案。随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两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将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根据国内能源资源状况，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有计划地分步实施碳达峰行动，并加强能源革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治理，充分展现了中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性变革。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迫切需要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并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需要经济学界以及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投融资领域以及政策分析专业人士之间的跨界合作，共同贡献经济学界的知识和经验，全力支持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及实施方案。

在此背景下，能源基金会自2020年启动了“碳中和经济学”旗舰项目研究以来，已与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和智库展开了战略合作，支持国内外经济学界共同关注中国在双碳目标方面的战略路径、政策框架设计和实践经验分享，积极开展跨领域、跨学科的深入研究、试点示范、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活动。

去年11月以来，能源基金会组织策划了两次“全球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碳中和经济学”研讨会，有幸邀请到了三十多位国内外主流的知名经济学家，与国内外金融、产业界、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和行业代表交流座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Nicholas Stern 勋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院长刘俏等知名专家共聚一堂，围绕“新形势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以碳中和引领绿色投资和新赛道发展、促进经济复苏重塑中国产业竞争力，以绿色低碳转型建设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济体”等碳中和重点议题展开讨论，共同为中国的碳中和转型战略和路径建言献策，助力中国在“十四五”及中长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的重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以双碳目标驱动，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范式，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碳中和正全面助力中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换道超车”，并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双碳”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和约束。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中国正不断创新发展路径，逐渐建立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共赢的政策框架和治理体系，将有望以较低的峰值和人均收入水平，及较短的平台期尽早实现碳达峰，并借助快速的结构转换和技术创新迭代实现碳中和愿景。这条零碳转型之路也催生了一批新的产业赛道，为中国制造“弯道和换道超车”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极。得益于新能源制造业长期积累的比较优势，叠加海外需求激增，中国的电动车、光伏、风机等新能源产品逆势突围，在全球市场上井喷式增长。2022年，中国光伏产品（硅片、电池片、组件）出口总额达到512.5亿美元，较2021年涨幅超80%，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4%。十年来我国光伏组件累计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累计出口量超过575GW[1]。

双碳目标能够有效促成多能互补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目标相辅相成。全球正经历能源体系的深刻变革，欧盟相关国家正尝试通过充分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打造独立且安全的能源保障体系。中国也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义自身的能源资源禀赋，围绕“可立”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打造新的能源安全观。从现有技术路径看，电动车与绿电的组合已经能够逐步替代油气，并减少油气进口需求。据能源基金会测算，2021年新能源车替代的石油消费量约为7200万桶石油，占我国石油进口量的2%，能够减少约80亿美元的进口支出[2]。与此同时，考虑到中长期能源领域超预期的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中国应不断提高终端部门电气化率，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电力供应部门实现大规模绿能替代传统能源。此举能够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

中国在践行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创新与绿色低碳转型适配的新发展范式。实现碳中和并不是简单的外部性、化石能源替代和零碳技术进步问题，而是对传统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新的发展范式需要站在更高、更广和更深刻的层面，理解和分析碳中和目标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系统性变化，既包括发展底层逻辑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资源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模式的重组，以及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框架的重塑。碳中和对所有国家都是新生事物，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大体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中国有望从过去40年传统发展范式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成为新发展范式的并跑者和领跑者；面向未来40年，凭借明确的战略方向、强劲的储蓄投资、积累的科技能力等优势，引领全球转向绿色发展新范式。

二、   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替代煤电是大趋势、大方向，需处理好能源安全和碳减排的关系。

双碳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替代已初见成效，中长期发展趋势看新增电力需求将逐渐由逐年增加的可再生能源满足，但近中期煤电在保障电力安全上仍将发挥一定作用。全国层面，2022年，煤电发电量占全年总发电量的比重从过去几年的60%以上降至58.4%，煤电装机容量占比从2021年的46.7%降至43.9%。与此同时，新能源占比持续增长，2022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从2021年的34.9%增至36.2%，其中风光发电占比从2021年的11.7%增至13.7%。2022年风电和太阳能新增装机1.25亿千瓦，已连续三年保持1亿千瓦以上的高速增长。尽管如此，据能源基金会分析，非化石能源的新增发电仍只能满足约3/4的新增电力需求，意味着余下1/4的新增电力需求需要常规化石能源补足[3]。而且，面对电力需求的季节性波动，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季节性起伏，煤电还发挥了能源保供稳定器的作用。2022年夏季的高温干旱导致水力发电能力断崖式下降，而电力需求尤其是居民用电量激增，煤电因其更加灵活的出力能力和时间控制，在平抑季节性电力波动和保障用电需求高峰期电力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储能技术和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成熟之前，煤电还将持续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用电缺口提供保障性电源。

双碳目标下，煤电本身的角色要有所转换，从主力电源向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转变。新增煤电装机需要谨慎，一方面要考虑资产搁浅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和价格机制解决角色转换后的成本补偿问题。落实中央“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精神，要按照“先立后破”的基本次序，采用系统解决方案，充分考虑转型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予以应对。深挖和尽早实现转型带来的效益，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最终在未来30-4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以煤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到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一方面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和出力快速增长，通过国家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统筹兼顾，协调各个环节，全面均衡发展，建立“源网荷储用”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先立”；另一方面，要为煤电机组的“后破”找好出路，使得煤电在20-30年内有序退出。整个过程要坚持“稳存量、控增量”的大原则，这样才能真正“端牢饭碗，夯实压舱石，避免未来资产沉没风险”。应积极探索煤电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新模式，充分发掘和激励其作为灵活性调节电源的能力，注重设计和应用如辅助市场、容量电价以及峰谷价差等价格机制，摊平容量冗余的成本。 

三、   双碳转型催生产业发展新赛道，酝酿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要统筹产业政策进一步挖掘投资潜力。

“双碳”目标能够充分激发和释放低碳领域的投资潜力，重整投资、消费、贸易三驾马车，打造经济高质量增长引擎。后疫情时代，推动可持续投资将对促进经济绿色复苏发挥积极作用。新技术正重构能源布局和产业布局，并通过超前规划和投资绿色低碳的新型基础设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为公用事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好服务，刺激经济增长。据能源基金会不完全估算，“十四五”期间绿色低碳转型相关的投资规模将有望达到年均9万亿元，相当于2021年全国年度总投资额（55万亿元）的六分之一，超过当前房地产投资一半以上[4]。其中，能源转型年均投资需求达到1万亿，用于集中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灵活性和智能电网等；绿色低碳城镇化和低碳城市建设年均投资约1.5万亿，用于城市群高速铁路及城际交通、电动汽车充电桩、清洁供热制冷、低碳建筑、公共服务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绿色低碳改造的年均投资需求将达到4.4万亿；年均绿色消费约1.1万亿，用于高能效电器、电动汽车和智慧城市的低碳生活方式，如医疗、养老、运动、教育/培训、娱乐等。此外，可再生能源（风光）、储能、高铁、高压直流输电网、有序充电桩、热泵、制冷等都是投资热门，对现有基建的升级如农村配电网扩容等也存在广大投资空间。[5] 

新兴产业赛道已经开启，需进一步部署和优化产业经济政策，充分激励和引导相关产业发展，给予投资者信心。尽管近十年来经历了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制造业投资总体放缓的情况，但回顾过去两年，中国在光伏、电池、电动车等领域的投资，还是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得到了资本市场的呼应，出现盈利和估值双轮驱动、大幅上升的局面。通过行业技术创新迭代，配合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和市场容量，中国已经在上述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先机。2022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超8600万千瓦，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55%，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均在80%以上，光伏产品出口超512亿美元，行业总产值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6]。2023年1-7月份，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已达9716万千瓦[7]，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再创新高。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20年开始也出现激增，2021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达4.8万亿元。2022年中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310万辆，占汽车总量4.1%[8]，市场渗透率达25.64%，提前实现2025年新车销量占比20%的目标[9]。2023年销量有望超过有望超过900万辆。2023年1-7月，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并成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发展[10]。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除了稀有金属开采）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全球三分之二的电池生产、约80% 的正极材料生产和 90% 以上的负极材料生产都在中国。与此同时，新能源相关产业在地方经济增长中也逐渐发挥引擎作用，出口“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锂电池）表现喜人。2022年安徽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增长13.8%，其中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的产值分别增长59%和 33.6%。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1%，其中汽车、光伏电池分别增长14.7%和33.6%[11]。得益于“新三样”出口的井喷，2023年上半年上海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分别增长171.8%、189.7%和62.6%，出口增速达15.2%，GDP增速全国第一[12]。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深圳，上半年深圳的GDP增速全国第二，锂离子蓄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3%、943.2%和31.8%。[1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州和东莞，由于缺乏“新三样”的拉动，又面临着传统贸易伙伴所在的欧美市场需求的持续下滑，上半年出口不增反降，分别下滑10.5%和11.3%[14][15]。

面对碳中和领域技术创新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补贴激励、资本市场、以及双碳政策指引需协同发力，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及系统性的价格传导和利益分担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中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补贴类政策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效引导了产业降本增效和技术革新。一方面，持续的激励和补贴能够调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为技术快速迭代和成果转化提供风险融资。同时，双碳政策可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提供中长期稳定的市场环境和预期，夯实市场信心。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财政补贴的积累效应下，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正在经历从政策和市场双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但仍面临资源间歇性特性相关的技术壁垒、系统发电成本高、充电桩等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挑战，需要明确的政策信号和激励政策扶持技术发展成熟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海上风电国家补贴全面退出，为避免装机规模断层，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及时接力地补，继续推动项目开发由补贴向平价平稳过渡。对于仍处于商业化早期的技术，政府引导的作用尤为重要。如储能技术，由于在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上还存在较大挑战，大规模补贴还需持续激励包括抽水蓄能、电化学、空气压缩等多种不同技术路径的竞争。一些地方也已在储能商业模式创新上展开有益探索，联合政府部门、新能源企业和储能电站建设工程企业共建“储能+共享”的独立储能电站，推动新能源企业租赁储能电站，并通过容量租赁、辅助服务、电力现货市场价差套利、容量电价补偿等多种市场化途径获利。此外，资本市场的融资作用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也非常重要。2022年在股市整体表现欠佳甚至出现超20%跌幅情况下，新能源板块依然保持两位数上涨，实现了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成长。 

四、   切实加强机制设计、金融、技术创新，重构与气候目标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和框架 

要以创新型减碳战略引领和管理绿色低碳转型路径，“明确战略、规划先行、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创新型减碳是一种进取型战略，通过系统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和产业变革，大幅度降低减碳成本，实现全社会的深度脱碳，如加速风光、生物质等新能源发展以及高碳行业的信息化数字化融合发展和转型，将带来可观的减排量，产生更多附加效用或福利及消费者剩余。各地应加快落实二十大要求，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促进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并加速其在传统行业的有序替代，实现能源和经济社会积极平稳的绿色转型。政府应提供明晰的战略方向、政策和监管框架以及激励机制，同时以价格信号为抓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引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体系。

构建适配碳中和目标的零碳金融体系，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换道超车”。尽早建立相应的宏观管理政策框架，为金融参与者和市场提供清晰和长期的政策信号和明确的政策指引，以提供激励导向和稳定的市场预期。依托绿色金融体系，进一步明确零碳金融的定义和战略目标；构建和发展领先的零碳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扩大财政对零碳金融的支持力度，实行同碳中和目标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建立领先的监管和信息披露管理机制，突破性构建“新巴塞尔零碳资本管理原则”(BIS-ESG)的监管框架，推出新的零碳投资分类标准和符合中国实践的零碳金融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绿色技术投融资创新体制，通过设立绿色技术银行、探索建立基于项目的混合股权结构和合理的多方利益分配机制等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并引导银行信贷向绿色技术投资倾斜；构建复合性多元化的零碳金融市场生态，包括银行、债券和股市融资合理结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和零碳服务体系等。

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提供制度条件，在技术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挥政府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关键引导作用，综合应用各项财税政策及市场化工具促进技术的早期研发和应用，并支持相关产品供应链构建；对优势技术领域如风电、光伏、新能源动力电池等加大市场化应用场景开发以及融合，同时对氢能和氢燃料电池、大规模长时储能、CCUS等颠覆式绿色技术，构建“开发-转移-再开发/产业化”的全链条式创新体系；促进数字化赋能减碳的融合发展。

充分关注特定地区、行业和人群在转型中的需求，注重转型成本的分担机制，广泛分享碳中和带来的社会“福祉”，对可能受到较大影响的地区、企业和人群合理安排转型补偿和激励机制。在扶持绿色低碳产业的同时，关注传统高耗能密集型产业和地区的低碳赋能，平衡好区域间在产业重新布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利益矛盾；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及区域、行业间的横向补偿机制，以帮助高碳地区解决财政、社会保障、就业、再培训等困难，鼓励地方从积极提供生态服务中受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布局中，加大对资源转型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的引导和扶持；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确保市场对能源供给方在能源转型过渡阶段的投资信心；前瞻性地制定转型风险防控与产业就业转型规划和政策，将就业置于公正转型的突出位置，尤其加大对低收入人口和受影响人群的支持。

进一步加快和完善碳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手段的激励作用。探索设立合理且不断趋严的碳减排目标，对碳市场开展绩效评估，重视碳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衔接，增加市场流动性；不断完善核证自愿减排市场机制并与碳市场形成有机互动，激励创新型减碳；注重部门间充分协调，在用户端和电力市场建立畅通的碳排放成本传导机制及合理的对冲机制，保证企业总体负担不增加的情况下，创造合理的激励；积极开展碳市场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中国碳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

五、   绿色低碳仍是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全球应开展建设性竞争与合作。

全球范围内绿色产业竞争加剧，全球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正经历动荡调整期，但仍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出于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和经济复苏考虑，欧美国家近期陆续出台了促进本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支持性政策法案，旨在加速能源转型，并通过清洁能源投资、补贴等系列利好政策，重振绿色制造本土化发展，提振经济。作为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欧盟一方面努力应对能源危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如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法案》将原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目标从原先的40%进一步提升到45%[16]，另一方面也陆续提出多项绿色低碳法案，如《净零工业法案》、《碳边界调节机制》、《新电池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提升本国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的竞争力。美国也于2023年1月1日实施《通胀削减法案》，提出将投入高达3690亿美元资金[17]，加大对如电动汽车、风机和光伏等低碳产品和CCUS、氢能等新兴绿色低碳技术的税收优惠[18]。

新能源领域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中国制造“走出去”面临挑战。上述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近期出台的系列政策除了鼓励绿色产业回流，某种程度上也在抬高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欧盟最近通过的《新电池法》成为首个规范电池全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足迹的法律文件，对新能源车和工业电池等电池的碳排放足迹测算和标签分类提出了具体要求。《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旨在确保欧盟在全球绿色工业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提出到2030年欧盟至少40%的风光、绿氢等清洁技术需求在欧洲本土制造[19]，每年至少10%的关键原材料供应、40%的关键原材料加工、15%的关键原材料回收来自欧盟本土[20]。《削减通胀法案》为在北美地区进行组装的电动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辆的联邦税收抵免，并设定严格获取条件，针对汽车生产涉及的关键矿物要求和电池组件提出要求。如何在欧美等国的新赛道竞争中寻求突围之道，是中国相关行业和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应继续修炼内功打造现代化的开放经济，同时应积极融入和促成零碳转型领域的产业链国际合作，打造建设性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氛围。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应避免在国际合作中重走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老路，把绿色低碳产业打造成压舱石，减少限制和门槛，鼓励更多的国际资源参与和贡献，不断提升自身在技术、设备、管理方面的水平。一方面要积极评估欧美等国相关政策的产业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自身在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场景上的优势，加速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迭代创新，继续保持在电动车、动力电池、风光等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优势。除了促进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布局的完整性和韧性，更应重视在核心和集成性技术的突破创新，开发和保护技术知识产权。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欧美及带路国家的战略合作和市场开发。新能源企业应做好出海准备，发掘延长和尽早布局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机会，培育新的增长点项目。产业能力较强的行业可结合国际市场需求积极谋划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优化供应链安排，有效防控地缘政治风险。出海企业应关注和积极应对区域间贸易壁垒，探索合作模式创新，如寻求金融助力与资源地或在地国的企业产业直接合作，联合投资形成产业链联合体，有效整合产业链降低成本。

尽管地缘政治格局发展走势复杂多变，中国应继续努力在未来全球气候议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继续敞开国际合作的窗口，推动国际共识。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定位和总体发展战略，积极贡献全球化；推动自身积极转型并加入全球行动，共同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相关标准和规则；同时继续结合一些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和重大政治议程，如G20等，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跨国产业链安全等多目标的协同。